接着谭博士聊《我的姐姐》，继续聊一下“重男轻女”里的弟弟问题。
《我的姐姐》能在骂声中票房高企，是因为它踩中了观众的痛点，将 “重男轻女”+“二胎”这两个中国特色的时代命题放在了一个高度浓缩的情景下。这个片子如果是哥哥和妹妹，根本不会有这些社会争议。
《我的姐姐》有个开放式结局，姐姐签订送养协议并约定永远不再见弟弟的最后一刻心软了，没有签字，而是带着弟弟和他的皮球夺门而去。这个结局收到铺天盖地骂声，认为这走上了传统女性牺牲奉献的故事套路，实在不够女性主义。
在上面这些评论中，很难感受到弟弟是个人，更别说弟弟还只是个孩子。
在讨论这个弟弟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我亲历的故事。这是发生在一个在易到专车还活着的2016年。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男生，有一个姐姐，算是来自符合网络标签“扶弟魔”的家庭。
02 弟弟的故事
飞机晚点。当我抵达浦东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
在出租车和易到专车之间，我思索了一下还是订个易到吧。我觉得做为一个单身女性，如果在凌晨的车程中会怎么样的话，至少易到做为网约车，平台上还会保留我的行程记录。
我订了一辆丰田凯美瑞。司机在图片里看起来胖得良善。我一直觉得开这种车的人，都在温良恭俭让的范围里。
然而，在机场摆渡车摆了20分钟后，我见到了一个瘦瘦小小的司机，和图片里的应当是两个人。他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但还是很积极友善地帮我把行李塞进了行李箱。
我们在确定行车路线后，随便聊了两句。
他有些四川口音，又有种急着表达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我们熟悉的洗剪吹小弟。
我问他在开易到之余，还做啥工作吗？
在碰见他之前，我碰见的易到司机有小业主，小职员，也有专职司机，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当作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并没有啥具体的期待。
他回答得倒很快，他说，“我是放高利贷的！”
“高利贷！那你放给谁啊？”
“放给工厂里的人啊。”
“那，那生意好做吗？”
“好做。他们要赌博，总是需要钱。”（接着他报出了一串赌场里的专业名词。）
“那你不怕他们不还吗？”
他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可能不还。有人跟着他们，专门收钱的。”
他好像又怕我误会似的补充了一下，说，“我没有钱，是大哥的钱，我放出去抽10%。”
“这违法的吧？”
他嗤地一下笑了，“我们给派出所所长很多钱，怎么会有人管？”
凌晨两点的浦东高速上，车寥寥无几。只是见到一排排飞速掠过的树木黑影。
即使此刻我跳车，恐怕见到活人的几率也很小。于是，我想还是谈些主旋律正能量话题吧。
我说，“上海的治安很好啊。据一个做国安的朋友说，市区里充满了各种监控，几乎啥都可以捉现行。”
小弟居然对我提供的正能量又嗤了一下。他不屑地说，“那大概就是市区吧。上海郊县治安一样很差。比如，川沙去年厕所里的无头女尸案，现在破案了吗？
无头女尸！”
小弟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我对这种话题的午夜不适应症。继续说道，“我也不瞒你，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为了活下去，就做些那种小偷小摸的活。警察每一次把我抓起来，我大哥就能立即把我保出来。后来，小警察在路上见了我就绕道走，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还有，去年，我一个兄弟把对方的手砍掉了。大哥花了三十万，这个兄弟就被判成了正当防卫。”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紧紧地靠着车门。又觉得这个动作在午夜有些徒劳。浦东的机场高速在午夜真TMD漫长！
但午夜也是让紧张灵魂疲软的时刻。
不知怎么，他突然改了话题，他说，“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念过书的人啊。我们没有受过教育，也只能干干这个了。”
我表示了倾听，他就开始讲述了他的生活。
他老家在四川万州。家里很穷。家里两个孩子，姐姐和他。
他说，“我1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今年我32岁了，已经20年了。我12岁的时候，家里太穷了，供不起两个孩子。父母决定我家只能有一个孩子读书。我知道，我是个男的，家里肯定要我读书。而我一点也不爱读书。但姐姐爱读书，但如果我在家，她肯定就没学上了。于是，我就偷了家里5块钱，决定走到广州去谋条生路，也让姐姐能有学上。”
他说，“那条路我大概走了快三个月。有的时候能搭段车，有的时候，只能走。有个星期，我记得只有一个梨吃，差一点就死了。”
现在他看到路上有要饭的总是要给点钱，因为他知道人要饿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他到了广州，找到了同乡，拜了大哥，开始偷东西谋生。两年后才和家里取得联系。他听说，妈妈在他走后，病在床上一个月动不了。
我说，“你这样不声不响地走，是要父母的命啊。”
他说，“我知道家里很穷，所以他们不会有钱来找我的。”
他说，“姐姐后来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了，去县城里找了一个工作，现在过得还不错。姐姐再见到他的时候总要哭，给自己的儿子说，你舅舅离家就是为了我。”
他停了一会。突然说，“我觉得，我做为一个男人总是要这么做得。”
他说，“他在这20年里赚的钱就用来在万州给父母买了套房子，还有这辆凯美瑞。”
我说，“怎么不结婚呢？”
他说，“碰到过很多女孩子。怎么说呢，都没有意思。也没有合适的。我喜欢开易到，是因为晚上睡不着。”
就这么聊着。我到了住处。
他帮我把行李提到门口。
车开出了一小段。他突然停下来，从车窗探出头来说，大声喊道，大姐，给我一个好评啊！
03 弟弟是吸血的姨妈巾吗？
我分享上面这个专车司机弟弟的故事，并不是说，姐姐应该感恩戴德弟弟的奉献，因为在一个正常社会，无论男童女童，都应该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
在这个弟弟的故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重男轻女”的文化肿瘤中，不会有一个赢家。牺牲品既可以是女童，牺牲品也可以是男童。因为男童，也是被“物化”的那个，他也只是一个道具而已。
谭博士在上篇《我的姐姐》提到，发展心理学家柯尔伯格道德发展的第六阶段：后习俗阶段：个人基于逻辑思考，根据普遍的公正原则，人的权利的公平和对等原则，尊重全人类每个人的尊严的原则，由良心作出决断。
要到达这个阶段，人要经过“无知之幕”（也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是这个决策中的哪一面）的考验之后再做出决定，不能根据自己的预设立场进行判断。
就比如说，在姐姐要追求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人设还是陷入无私奉献的旧女性角色的两难选择中，作为旁观者，我们不要把自己只是带入姐姐这个立场，在“无知之幕”之下，你有可能是姐姐，也有可能是弟弟，那么根据普遍的公平和对等原则，你会做出什么选择？
上面弟弟的故事，我在老号春蕾新闻刷屏的时候分享过。
2019年的时候，儿基会的「春蕾一帮一助学」上了微博热搜。春蕾计划是以资助贫困女童为诉求而募集的项目，但后来发现它公布的项目资助的 1267 名高中生中，有 453 名为男生。很多批评从对儿基会的失望自然延伸到了对所有公益组织的怀疑。
然而也有大量批评，把枪口对准受资助的男童身上，比如一条在儿基会下被赞上千的评论就是攻击男童的： “男童这么喜欢吸血下辈子投胎做姨妈巾好吧？”
然后在我写的弟弟的故事下，收到了以下一条留言，说要举报我，因为我不够女权。
当然这种两元对立的女权观是有时代背景的，尤其是最近豆瓣微博大量女权号销号会让各种表达在沉默中更加极端爆发。
中国重男轻女的问题肯定是文化性和结构性的，这些贫困地区的男童并不是作恶者，相反也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受害者。然而在讨伐社会结构无果甚至禁声的时候，这种讨论会变得非常情绪化。这种情绪化会往往觉得社会问题只能靠原始手段解决，比如面对男权社会，最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恶制恶。
同为女性，我看到这种“堕男胎”的说法，真是觉得悲哀啊。这算不算杀敌800，自损1000？
因为无论堕啥婴，都是从女性子宫里堕出来的。
堕胎不是拉屎，堕胎是手术。
堕胎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的伤害随手一查，从盆腔粘连到子宫病症都血淋淋的数字，全球每年4.7%-13.2%的孕产妇死亡归因于人工流产。
04 RBG也为男性争取过权益
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去世的RBG，是全球女性权益运动的标杆人物。
穿着黑袍，戴上有珍珠的围领，是RBG的的标志
RBG的一生，以用法律为武器为女性争取权益闻名。
RBG扬名的第一起里程碑式的案件，被称为“里德案”，一位丧子的母亲居然因为自己是一位女性而在法律上无法处理和继承亡子的财产，因为政府规定男性比女性更有处理遗产的优先权，于是父亲成为了这个孩子遗产的继承人，考虑到这位父亲曾抛妻弃子，还经常施行家暴，RBG对这种判决感到不公，于是决定帮这位母亲争取遗产继承权。她的雄辩让她赢了这场案件，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废除基于性别而区别对待的法律。接下来，她又代理了一位女性军人的案子，军队拒绝为这位女性军人的丈夫提供住房和医疗福利，而男性军人的配偶却能享受福利。RBG又赢了这场官司。
但除了为女性争取权益，金斯伯格也为男性争取。1975年的Weinberger v. Wiesenfeld案中，单身父亲因为妻子过世，需要独立抚养孩子，因为自己不是“母亲”而无法获得政府的单亲家庭保障金，金斯伯格也为这位单身父亲打赢了官司。（在官司结束的时候，这位父亲也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其实最终没有领取这份保障金。）
（插一句啊，不知道RBG打这个官司的时候如果有网络，会不会也会因为不够女权，而被女性举报？）
但在RBG看来，歧视政策在伤害女性的同时也在伤害着男性，她要强调的是宪法中对权益的保护不因基于性别。
所以，当有人问金斯伯格什么是女权主义时，她的回答是：
Free to Be You and Me.（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取得她/他能够取得的任何成就。）
如果你认为法律可以性别为前提作恶的话，那么明天它们可以把男童当作吸血的卫生巾处理的话，后天吸血的卫生巾也许就是女童。
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是人了，男童不是工具人，女童也不是二等公民的那一天。
才是自由之道。
当然今天享有既得利益的男性，更要为女性的权益呐喊！否则你终究会为自己的特权付出代价。（要理解此句，可以回去看一下第3小节。）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